草根组织，如何做新农村建设的活细胞？（草稿）

冯善书

<>据统计，我国现存民间组织约300万家，而登记在册的仅28万多家，其它均游离于体制之外……</P>
<>草根组织，如何做新农村建设的活细胞？
——试探民间组织管理现状对农村公益建设发展的影响</P>
<>南方农村报记者 冯善书</P>
<>    暑期将尽，由“灯塔计划”组织到广东怀集、清新和广西、湖南等地支教的义工们将陆续返回广州，等待开学。
    “对大多数义工来说，这样的经历已不是第一次了。”“灯塔计划”的负责人陈志君对记者说，该组织的义工已达300多名，今年暑假挂钩支教的固定学校增加到10多所。“希望义教行动对偏远山区师资薄弱的状况有所改善。”多数义工都来自广东各大高校的在校学生，支教所需的一切费用基本由自己承担。他们的精神和行动近年来不仅给落后山区带去了许多实际帮助，而且确实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热心人士来共同关注农村教育问题。
    跟“灯塔计划”同样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纯民间公益性组织还有乐助会。这个由私企老板、白领、普通市民和大学生自愿结成的纯民间性助学网站，一年前还名不经传，并曾一度被社会误以为是“骗子”。在短短的1年多时间，他们就利用自建的网络平台，迅速成长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享有最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民间助学慈善机构。截止今年8月25日，乐助会会员已募集到资助款100多万，其中202514元已直接汇到获助学生所在学校帐户（剩余款项将由捐助者在未来学年中以同样方式继续汇去），累计资助粤西北贫困学生648人。
    在乐助会网站的首页，中间是一位站在窗前向外张望的小女生的图片，左侧绿地写着一句“谁/能忘记/这样一双/充满希望的眼睛”，右侧则是乐助会的宗旨：“孩子是世界的未来，知识是生存的本领。联络全球善心人士，共助那些贫穷孩子，令他们得以完成——人生必需的学业！”
    一年来，乐助会的创建者金星等人就是通过这个网站认识了一批又一批热心农村教育事业的“好人”，募集了一笔又一笔爱心善款，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下乡寻访助学活动。说这是一个网站，显然已无法概括他们的性质和宗旨，因为他们的的确确已成长为一个以助学为目的的纯公益性民间组织。
    早前，连平县民政局某干部就民间组织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贫困山区，特别是农村的公益事业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资源紧张的困难。民间组织无疑可以分担政府的压力，如能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必能成为推动农村事业发展的一股积极力量。”然而让他有点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未能充分认识到民间组织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活细胞的作用，因为种种原因，对该方面的工作一直不够重视。</P>
<>民间组织超过300万？</P>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条件逐步完善，各类非政府组织（即民间组织，英译名NGO）在我国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89年，中国非政府组织只有4446个，但今年3月底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四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已达14.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共13.2万家，基金会共994家。
    以上28.2万家仅是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册统计的数字，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没有或无法登记注册的、半公开的社会组织广泛存在着。据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国各类非政府组织实际数目约300万家，其中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仅28万多；经工商部门注册的20万－30万；城市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10－20万；农村各类非政府组织200万左右，包括合法注册的专业技术协会、公益性组织与农村互助组织三种。
    这一现状早就引起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的关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中国的确存在一个远远大于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规模的巨大的第三部门，其中大多数以各种方式取得了政府和其它权力部门的认可和批准，或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在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除民政部门注册的外，其他几类非政府组织被形象地称为“草根组织”。它们游离于体制之外，凭着丰富的专业知识，有效调度各种社会资源，及时敏感地回应民间需求，对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北京，有着“农民之子”、“农友之家”等享誉全国的民间组织，对农民工的生存、子女教育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给予大量的关注和帮助。作为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的广东，民间组织发展的程度虽不及首都，然而经济区域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使本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动力，特别对于一些贫困山区来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益事业面临重重困难，他们渴望有更多富有热情和责任感的民间组织能够迅速参与到他们的公益建设中来。
    像灯塔计划、乐助会等，都是很明显的草根组织。除了它们，不少组织的活动开始涉及社会救助、法律援助等更广阔的层面，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早就超出了支教助学的范围。2004年夏天，广州市血库告急。广东省美容美发协会马上发动会员捐血，有1000多人报名，在当地引起轰动。今年初，该协会又组织30多家会员企业，向老人院捐助60多万元，在帮助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实施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尽管如此，在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簿里边，却没有这些组织的名字和信息，更勿论对他们的活动进行引导和帮助。</P>
<>草根组织难穿合法外衣？</P>
<>    是什么原因造成民政部与学者统计数据相差如此悬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向阳教授指出，原因“主要是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非政府组织登记门槛过高。”
    登记门槛高，高在哪里呢？广东省韶关市南雄民政局一罗姓官员告诉记者，我国目前对非政府组织实施的是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许可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它们只有找到一个合格的、肯为他们承担各种风险责任的主管部门，才有可能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审查注册，从而披上合法的外衣。”问题是，民间组织多为非营利性质的，主管部门在不可以向它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却要承担6大行政管理责任。制度的矛盾使得许多有资格担任主管部门的单位为免惹麻烦，都不愿主动为民间组织背负各种风险。也许正因如此，整个南雄市在册登记且真正“自下而上”由民间自发创建的组织几乎为零。随后，记者在河源、梅州等地调查的结果也与南雄所差无几。
    广州灯塔计划成立于2001年4月，因找不到主管单位，至今无法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核登记，所以唯有挂靠在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名下开展活动。“4年来我们一直在力争通过组织的合法化手续获取民政部门的承认，然而由于现行管理法规限制太死，根本不得其门而入。”灯塔计划现任理事长阿ken对记者说，“起初，我们申请以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作为主管单位，但很快就被告知该中心作为主管单位的主体不适格。按民政部门的要求，广东发展研究院才符合资格，但要该院担任灯塔的主管单位，他们又不愿意。”灯塔计划的另一位负责人陈志君则告诉记者，注册登记难并不是灯塔计划一家面临的问题，全国的民间组织其实都在为此事烦恼。
    乐助会面临的情况跟灯塔计划别无二致。由于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承认，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的步伐面临诸多不便。
    民间组织对现阶段的我国来说是否过多？在许多专家学者看来，尽管我国拥有数百万计的非政府组织，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但对比起全国13亿人口的基数来说，数量仍然偏少。据了解，中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数量仅2．1个，不仅远少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差距较大。此外，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国外相比，普遍存在质量较低、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特点，在总体上顶多只能算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记者还了解到，我国加入WTO后，大量境外NGO鱼贯而入，仅注册在案的就有500多家，还有过千家外国商会和行业协会进入中国。“由于相关体制陈旧、管理不善、问题长期积累，致使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给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冲击与挑战。”陈向阳教授说。
    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在民间组织管理这一块本来就信心不够或认识不足的政府官员们更把非政府组织视为洪水猛兽，甚至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登记、可不登记那些就干脆不要登记，”收紧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的准入机制。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两头消极对待，导致民间组织在我国的生存空间变得更为窄小，对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所能发挥的作用自然也便弱化。有学者直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对构建和谐社会毫无益处”。</P>
<>如何让NGO浮出水面</P>
<>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中国NGO的现状呢？在王名所长看来，“首要的是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社会中的各种NGO都能浮出水面来，其中最为重要和基本的是要改变中国NGO现行的登记监管体制，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一个全新的法律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当努力借鉴国际上许多国家在NGO立法、监管、特别是NGO与政府之间合作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在NGO登记监管的法律、政策和体制上推进一系列相应的改革，努力构建政府与NGO之间良性互动、合作互补的关系，从而推进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公益事业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上也提出，“在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同时也为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明年，我国将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自有“皇粮国税”以来两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不仅预示着城市向农村汲取税费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城市支持农村建设新农村时代的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虽然是中央出台的一项重要惠农政策，然而短期内很可能导致农村公益事业面临资源短缺等问题，”所以，华南农业大学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的王权典副教授预言，“因为非政府组织普遍带有专业性、公益性、独立性和民间性等特点，所以在募集民间资金和调度其它社会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影响和优势，若能加以规范和引导，必能在政府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极大发挥它们参与社会公益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建设新时代的和谐农村作出巨大贡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