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社会企业的中国现实

刘仁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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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在中国尚缺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但是具体到运作方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blockquote]

来源：国际金融报 记者 陈莎莎

社会企业，强调用商业策略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在欧美社会已有上百年的生长史。近几年，在中国一些商业基金、草根非营利组织、公益风险投资、一般企业有向社会企业转型的动作，它们秉承利润最大化原则，有完整的商业规划。但是在记者调查中发现，大家对社会企业的理解还不统一。


当各界热烈讨论“互联网+”时，梁春晓从阿里巴巴副总裁位置上退了下来，因为“互联网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自己的兴趣点转向了对社会企业的研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简称SE)是中国乃至全球的大未来。”


社会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如何运作?在中国怎样发展?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能不能成为未来的商业主角?《国际金融报》记者历时数月，调查走访多家基金和企业，试着揭开这个对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领域。



商业基金转向

IDG资本的合伙人李丰说起自己看中的投资，被公益基金抢投时，满腹遗憾，“这是我投资生涯中非常少见的案例，一见面我就基本决定要投他们。”




这个项目是几个毕业生为农村孩子们提供Pad等数字化教学工具而发起的公益项目，专注于商业风险投资的李丰决定以IDG资本入股这一公益项目。


快要成交时，公益发起人却倒向另一家基金，准确地说是一家公益基金，李丰开什么条件，对方就提供同等条件。“按照我的投资风格，如果项目跟丢了，很少再去追，但是这个项目一直追了大半年。实在太看好这个公益项目。”


磨了七八个月，李丰终于说服公益基金、公益发起人让IDG来投，但IDG公司内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项投资，“商业基金投资公益项目，能挣钱吗?”


不得已，李丰动用了合伙人一年只有一次的独立决策权，“一个合伙人在一年，可以投资杠杆金额以下的金额，就是不管其他人如何反对，你都可以投，为了这件事情最终我用了我的一票。”


截至目前，李丰已经在过去两年持续投资了5-10个从事公益的企业。


据记者了解，当下，商业投资人不再只是将公益作为公司品牌宣传，而是专门成立独立基金，把公益项目投资作为独立基金投资方向，而且把公益项目的创新成果，纳入商业投资机构内部创新的来源。


星展基金是星展银行拨出5000万新加坡元成立的。据负责人Patsian Low介绍，该基金独立于星展银行，已经支持亚洲200多家公益机构，今年还将支持“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进行300多家大中华区社会企业调研，以形成大中华区数据库。



商业企业嬗变

社会企业，在中国尚缺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但是具体到运作方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除了商业资本入股公益项目，一些公益项目本身也转型为社会企业正成为更自由而高效的方式。


“我是一个先天遗传的重症血友病人，寸步难行，无缘校门。”身患重症血友病的郑卫宁在第三次自杀被救活之后，靠着母亲留下的用于输血的30万元养命钱，来到深圳与几名残疾人一起创业。


经过数年发展，他创办的残友集团年产值10亿元，成为包含一家慈善基金会、11家社会组织、34家社会企业、数千名残疾人集中稳定就业的“三位一体”残友事业公益平台。


虽然员工90%以上是残疾大学生，不仅没有成为政府、社会的负担，反而不靠救济，自我运营发展，建设出全球惟一一家由残疾人独立运营、为残疾人提供全套帮助的科技集团。据记者了解，像大亚湾核电站、中国银行、华为这样一些对安全和技术指数要求相当高的企业，也都将业务交给了残友集团。


残友集团在软件开发领域已经通过了美国的CMMI(即“集成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是国际上软件业最权威的评估认证体系)5级认证。残友是全球惟一获此殊荣的中小企业。在这一领域，华为也只拿到了CMMI4级认证。


如今，郑卫宁把残友集团90%股份，通过律师公证裸捐了出去用于公益事业，“把残友集团的利润分成两块使用，一块继续用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块通过基金会拨给9家公益机构，由这些机构为集团里的员工提供8小时之外的免费吃、住、洗衣、心理辅导、出行等社会服务”。


在残友的构架里，资本、公益和商业形成三位一体的循环模式：非公募基金会控制着资本，对旗下的社会企业绝对控股;社会企业的利润可以支撑基金会的运营，而基金会旗下的非营利组织则承担了对残疾人员工及社区的社会服务部分。


像残友集团这样的企业，出发点是公益，而运用的方法是商业，即用商业方法做公益的社会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典型的。



公益基金顺势

商业基金、商业企业开始做公益项目，而公益基金只需顺势而为。




“政府对社会创新、公益创投、社会企业明确了它公益的属性，这里面肯定少不了公益领袖的声音。” “育公益创投”联合创始人张红岩说。


公益基金作为投资者，与商业基金相比，更强调陪伴社会企业家实现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而投资收益并不是硬性指标。据张红岩介绍，成功度过三四个月培训周期的创业者，将得到“育公益创投”三四百万的投资，而该基金用合伙制企业的方式完成孵化和投资，这样商业和公益共同结合的手段，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总共投了5家社会企业，超过1亿元的规模，包括2家小额信贷的公司，1家针对流动人口子女高质量早教的项目，以及有机农业，共四大类业务。增爱公益基金会从2010年开始每年评选全国优秀社会企业，每个企业资助20万元，持续3年，基金会的资金除了捐赠人指定受捐者之外，其他自由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社会企业发展。


LGT集团是欧洲最大的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旗下的LGT公益创投基金中国区负责人丁靖怡告诉记者，基金内部有严格的评估系统，最主要的五大指标之首，就是运营模式能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对于社会影响力投资目标，则有详细指标，包括帮助了多少人，提升了多少收入，他的自信心、尊严提升了多少，“社会影响力并非仅仅指知名度。当然，能承担推动一个领域创新的机构，也基本是该领域数一数二的。”


甚至一些公益基金投资人，为了长期培养社会企业家，允许其将投资资金用于个人教育、赡养父母等个人成长需求。


南都公益基金会有针对早期创业者的“银杏计划”，每年为创业者提供10万元，持续3年。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介绍，“这个钱非常灵活，去用于自己的生活费也可以，去学习也可以，有的人拿钱租了一个房子，这样他生活成本就降低了，有的是拿一部分钱带他父母旅游一趟，因为很多创业者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他非常苦闷，他通过旅游，家人理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这个对银杏伙伴的帮助很大。”



服务领域新生

社会企业的生存空间是由它能服务的对象直接决定的，从国外经验看，社会企业主要专注于养老、教育、医疗、环保、弱势群体等公共服务产产业。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与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预测，2010年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资源、医疗卫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资金额将达到4000亿到1万亿美元，利润将达到1830亿到6670亿美元。“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上述预测是非常保守的。”徐永光的综合研究报告表示，“公共服务产业未来5年有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市场规模。”


公共服务产业拥有巨大规模空间，然而却长期融资困难。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原本主要由政府推动，市场融资较困难。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公益基金开始试水，“但是怎么搞，也是没经验，主要还是捐助等初级形式”。


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1000多亿慈善捐款，有2000多亿存量慈善资金。在徐永光看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办非营利性机构，而囿于民办非营利性机构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社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


正因为如此，虽然明知有巨大市场空间，但公共服务领域仍令全球投资者慎之又慎。“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社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徐永光说，“这些领域，以民非的非营利体制寻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几十亿都筹不到;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资可能在数万亿计。”


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扶持的“屋里厢”，是一家给政府社区公共设施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是公私合营(PPP)模式的典型案例。2015年，他们在长三角地区托管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面积达3万多平米，营业收入3200多万。他们正考虑引进社会投资，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务规模做大，以适应政府巨大的需求。



社会企业壁垒

当前，中国政府正提倡万众创新，只是创新动力从何而来?明茨伯格在新著《社会再平衡》中强调，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政府(公权)、市场(私权)和社会(共权)齐头并进的发展，应该让社会组织成为教育、医疗、慈善等行业的主导治理形式和服务提供的主体。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说，“社会企业为这些主体创新提供了新的载体”。




在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创新，已经超过了商业中小企业，成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力量之一。UnLtd UK 是英国专注扶持早期创业者的联盟，其CEO向记者表示，“以过去一年是否开发新产品或服务作为创新的指标，英国只有43%的中小商业企业在过去一年开发新产品或服务，而社会企业则有56%达到，而新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指标。在利润增长方面，过去一年有38%的社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而中小商业企业的比例只有29%。”


然而社会企业在中国遭遇的首要困难是文化壁垒。商业与公益能否真正合作，公益与私利能否双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济目标可称之为利，社会目标可称之为义，一般人认为利和义是对立的，两者很难融合。如果几年前有公益人站出来讨论与商业合作，很可能遭致非议，然而，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发现，这已经是历史大趋势。”年逾七旬的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是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元老，他仍然坚持亲自到一线调研。


“有学者形象地把由慈善到商业的融合比喻为一个光谱，一段是纯慈善，另外一段是纯商业。光谱的两端在向中间靠拢，相互融合，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就是这种融合的新形态，也或者是新的工业形态，其中，偏向纯慈善的是社会经济，包括社会企业、社会投资等;偏向纯商业的是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等。”


朱小斌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研究者、推动者之一，他多年前就辞去上海财经大学教职，成立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中国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朱小斌认为社会企业的本质是企业，他向记者反问：“政府每年拨巨款给科技创新企业，给予最优惠的政策扶持，既然科技创新得到政府、社会支持理所应当，那为什么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却不允许盈利?解决问题的人理应得到公平的回报。”


但中国尚无对社会企业的法规、行业规则，当公益与商业融合，如何保证社会企业不是假借公益的旗号“公权私用”?在这一领域发展的初期，行业领袖制定的行业框架至关重要。


当记者向徐永光表达这一疑虑时，徐永光一字一顿地强调，“财务必须公开透明。不同于商业企业，社会企业可能接受公益捐赠。对社会企业的投资，也不能只是以利润率为标准，所有评判标准必须落实在被帮助对象身上，如何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


但当记者进一步问到作为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的他，是否在推动制定社会企业的法规时，徐永光立即摆摆手，“太急于立法会把它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