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如何颠覆非营利组织做慈善的方式？

段丽萍

　往募捐箱里放钞票、收到信件请求邮寄支票、或在网上用信用卡捐钱，这些传统的小额捐赠方式常让人有无疾而终之感。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得知善款的最终去向，更无从判断其影响。但现在，新一代高科技给非营利组织带来了变化，募捐者不仅能随时随地进行网络捐献，还能得到来自被捐赠方的直接反馈(来自受助人的图片、视频、数据或消息)，真切感受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table]

　科技给公益事业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捐赠管理模式的电子化和透明化还只是开始。众包模式让任何能上网的人都能创建项目，任何社交网络用户都能发起全球性宣传活动。电子化数据也使得不同规模非营利组织以更经济的形式跟踪其工作进展，进一步解决社会问题。
当然，拥有技术和善用技术有天壤之别。对公益行业的从业者而言，科技确实能产生更大影响。无论是参与问题解决，还是实时获得项目影响力反馈，如今人人都能获得这些过去只对主要捐款人和大型机构开放的信息。科技如今正使那些从未想过要成为慈善家的人融入其中，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改变世界的人。[/table]

　公益领域的科技潜力才初露端倪。公益事业遇到的障碍通常来自历史、文化、情感、行为规范或组织本身，而非技术。改变会令人忐忑，因为慈善事业的特殊性在于其问责几乎完全靠自律。例如，若要建立一个让捐款人和非营利组织分享失败案例的交流平台，技术上可以轻松实现，但人们通常会有所抵触，不愿承认失败或打同事“小报告”， 平台使用人数因而受限。[/table]

　为了深入了解科技改变慈善事业的方式及其障碍，笔者设计了一个“把关”实验框架来研究科技在四个维度的影响力：拓宽信息渠道、拓宽网络渠道、降低准入门槛和创新门槛。[/table]

拓宽信息渠道
　　慈善捐赠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投资”，然而捐赠者很少像购买股票、投资创业公司或购买互惠基金那样进行潜心研究。通常，捐赠仅以情感为基础。希望咨询公司(Hope Consulting)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5%的人在捐赠前对相关机构进行过研究，这些人中仅有3%会通过研究来锁定“最高效”非营利组织。[/table]
　　要获得最高效率，慈善决策制定既需批判思维又需怜悯之心。例如，为一个7岁的纳米比亚女孩赞助一年学费和投资纳米比亚政府中学普及计划，哪个更具影响力?制定这些决策需要对芜杂的问题本身有深入洞察，还要能够对自身的慈善投资风险承受力有所估计。　　

    慈善家一般不对捐赠决策进行深入分析的原因在于，其很难获得所需信息。另一方面，与股票价格、市场资本化、投资人压力以及产品和价格区分需求等逐利性驱动因素不同，慈善事业的问责性十分有限，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丑闻也因此屡见不鲜。此外，对社会和环境影响力的评估要比衡量经济回报更加困难。[/table]
　    科技通过开放海量信息，为此提供了解决之道，捐赠者由此能看到其影响力所在，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也能在资金如何开销的问题上提供详尽而及时的反馈。捐赠者现在能够在网上搜索到大部分大型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财务状况和非营利评估报告，这就像是能免费看到资金管理大师的分析一样。同时，在线评估师也为捐赠者做了很多有用的外围工作。GreatNonprofits 为人们提供了一款能够识别、分析和共享高效慈善机构信息的工具; GiveWell 能够对比分析不同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力和相对成本，并对捐赠者进行推荐，帮其制定决策。此外新成立的Social Impact Exchange’s S&I 100 index则通过第三方评估来获得非营利组织影响力和发展力信息。有了这些信息，捐赠者就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在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上更好地进行决策。[/table]


     虽然这些信息资源十分有用，但还是有所局限。首先，不同评级机构所采用的评估和分析方法都有所不同，而且，评估社会影响力却十分复杂。科技为信息的收集和评估提供了很多方法，但度量人类智能才是关键所在。在线评级系统只是一个起点，远非一套深入考察慈善问题的综合办法。[/table]
    　我们还应该鼓励捐赠者多花时间去研究某些策略的成败之处，总结经验以提升其捐赠影响力。一个解决办法是建立捐赠者社区，捐赠者可在此进行讨论，比如他们为何支持或放弃某一机构，以及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哪些资源最为有效，等等。

拓宽网络渠道
　曾几何时，慈善家们很难互相联系。时间有限加之距离遥远，使捐赠者们很难共享热情或相互借鉴。对非营利组织而言，建立捐赠者数据库十分耗时。对请求作出反应、感谢捐赠人并及时报告项目进展都需要亲力亲为地写信寄信。
   　如今，互联网、捐赠者管理系统、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移动通信革新了捐赠者与受益者之间的互动方式。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智能手机随时在线发布或交换图片和视频，大大缩短了捐赠者和受助人之间的距离。技术也使得捐赠者能够直接同受益者交流。[/table]

[/table]
　　集体捐赠也得到了技术支持，使每个捐赠者能够把资源发布到网上，形成虚拟捐赠池。一些集体捐赠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Giving Tuesday项目的合作者们设立项目，并通过社交媒体广而告之，其结果十分可观。2013年，约有1万家公司参与其中。[/table]
　然而，即便技术具备巨大的潜在互联能力，慈善事业的接受度却远比其他行业慢得多。人们会认为，一个希望改善他人生活的捐款人可能更愿意共享信息。如果互相分享对一款新跑鞋的看法是有意义的，为何不去分享消灭疟疾的方法呢?危在旦夕的事还有很多，数字网络能够增进我们的影响力，将我们同不同地区的捐赠者联系在一起，将爱心传遍世界各地。[/table]
　　创建能让人们集体捐赠或分享信息的平台是一回事，但若缺乏具有雄心壮志的正式化组织，就很难发展出稳健战略。这是我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更有效的合作工具。科技如何能够让不同地区的人共同解决社会问题?那些分析社交媒体连锁反应的算法是否能提供充足证据，鼓励捐赠者恪守承诺，并帮助宣传活动领袖引导支持者采取行动?[/table]
　当我们在网上发现团结良好意愿的方法时，科技就会将虚拟支持转化为实际行动，与社交媒体一起让每个捐赠者产生大影响，推动大变化。阿基米德曾说他能用杠杆撬动地球。而在如今的慈善世界中，技术才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杠杆
降低准入门槛
　同起步阶段的企业一样，社会变革机构(如游说团体、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都面临着巨大的资金、智力和人力起步成本。没有科技，非营利组织将在遴选和管理志愿者的过程中苦苦挣扎，而志愿者们也同样会为了抓住机遇而苦苦挣扎。[/table]
　达到必要规模来推动影响力广泛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也同样极具挑战。它需要每一步都将数据收集和分析整合到项目当中，生成概念验证数据，保持系统不断更新，树立意识，维持兴趣，并推动支持者付诸行动——如果没有科技，这些过程将昂贵而艰难。[/table]
　　然而但凡有了科技，捐赠环境将更加公平，来自不同背景、坐拥不同资源的各年龄段变革者都能参与到市场当中，拓展自身规模。而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互联同时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发起捐赠或宣传活动，以廉价成本为上千万人提供知识普及和精神鼓舞。[/table]
　例如，2011年，一群厄瓜多尔妇女在Change.org网站上发起请愿，希望关闭虐待女同性恋“病人”的“诊疗”网络。超过十万人加入了这场运动，促使厄瓜多尔政府下令取缔这些门诊，释放囚禁在内的妇女，并开展了抵抗同性恋歧视的全国性运动。[/table]
　　同时，互联网还为志愿者搭建了寻找工作的平台。例如，LinkedIn Board Connect就利用非营利组织成员(以及有抱负的成员)的LinkedIn社交关系网来寻找志同道合的员工。[/table]
　就经营一家非营利组织的现实问题而言，科技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PayPal和其他在线支付系统能够让捐赠者仅通过网页或手机客户端为大多数机构捐款。Eventbrite, MailChimp, Salesforce和SurveyMonkey等软件服务能够有效管理邮件和待办事项，让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能够对其捐赠者、其所在行业和兴趣点有更明晰的认识。[/table]
　非营利组织能够通过在线交流共享电脑器材或办公室等资源，甚至还能通过集体采购获得团购优惠，以此降低成本。无论用TaskRabbit来分配和管理人手，用Airbnb来寻找廉价的出差住宿，随着共享型经济的扩张，成本节约和效率增益的潜力将十分巨大。这也让捐赠者大大受益。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效的运作使更多慈善资金能够涌入项目和服务当中，最终改善更多人的生活。[/table]
     尽管大多数在线服务和社交媒体都可免费使用，但要谨记只有技术员工才能将其充分利用。通常，这些员工期望得到的薪金远超过非营利组织所能承受的范围。但由于其技能确有价值所在，非营利组织需要找到能吸引这些人才的方法。
     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和云端，技术也带来了隐私和安全隐患。为了维系捐赠者和志愿者的信任，非营利组织必须开发出稳健的安全体系来保护捐赠者、志愿者和受益人的信息，并且必须帮助捐赠者将合法和山寨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
    降低创新门槛
　你也许会想，摆脱了政府官僚枷锁和股东压力，慈善家在创新和冒险时会更加轻松自如。事实远非如此。[/table]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缺乏试运行的能力、资金、样本研究或数据分析，从而无法获得深入洞察，做出有效决策。领袖常以孤立状态工作，无法从他人身上获得想法，无法集思广益，更无法从外部获得创新渠道。个体慈善家也面临着类似挑战。如果无法汲取他人智慧，将很难打造创新捐赠策略。此外，为了让捐赠更加有效，普通人也需要有一个可以彼此交换想法和共享创新资源的社群。社交网络开始变革传统个体慈善家间的协作方式，互联网媒介功能则让本无缘相遇的捐赠者们拥有了社交圈。[/table]
   　对非营利组织而言，技术无疑是种强大工具。通过使用3D打印、电脑建模和仿真模拟这样的技术，非营利组织便能搭建模板，根据需要来测试社会干预与转变进程的效果及可行性。反馈循环可被大规模、迅速并准确地运用于社会服务项目当中。
   　通过移动技术，社群本身可以自发地直接应对当地挑战并拿出解决方案。例如，通过Crisis Text Line的服务，青少年可以随时随地用短信来联络各类顾问。它还可以通过算法收集并分析手机短信里的每一个字，实时向顾问们提供建议，指出青少年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供特定信息。比如，一位少年在一系列短信中使用了“害怕”“不安全”和“家”这样的字眼，顾问将收到有关虐待儿童的相关信息，并以此提供帮助和常规性指导。[/table]
　此外，即便数字化数据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新见解，助其克服挑战，披荆斩棘，诸多机构仍面临着“数据超载”的风险。数据越是庞大，就越有必要采取新方法过滤信息。[/table]
        行动起来
　受科技推动，慈善正处在重要转型阶段——从仰仗善意向实现大规模可衡量影响力进行变革。然而科技只能做到这些。由于缺乏激励私营部门接纳变革的市场推动力量，慈善事业对技术的接纳又有所滞后。[/table]
　　简而言之，采纳技术的障碍不在于技术本身——如今变革慈善事业的体系已经完善，无需投资太多就可实现转型。慈善事业若要采纳新技术，享受其带来的种种便利，慈善专家和个体捐赠者都必须转变头脑。[/　网络      平台不断实现捐赠民主化，寻找全新可衡量变革模式的需求愈发迫切，利用技术可以大幅提高我们解决重大疑难问题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技术就在股掌之间，所以，还在等什么呢?[/table]
本文转载自公益慈善论坛（微信号：loongzone2006）来源：《中国社会组织》杂志
作者：Laura Arrillaga-Andreessen[/table][/blockquote]

[/table]

邝硕棠

。公益事业遇到的障碍通常来自历史、文化、情感、行为规范或组织本身，而非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