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这类基金会的行为原因

金星

　　之前，我曾就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理事长洪波在“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一番催人泪下的发言通过一文《乐助会的慈善募捐之路是走对了》来评述，此文在身同感受之时欲唤醒同类同行们（草根公益组织）更换筹款的方法。但每次复看洪波的讲话除了与他们一样愤愤不平之外，总觉得还未能真正将问题解析清楚，故再特用此文来作补充，通过分析他所说的那类基金会的行为的深层原因，达到真正唤醒同类同行们的作用。

　　下面我逐段就洪波发言作分析，但首先声明，我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是洪波所述的是那一个基金会，因为乐助会没有经费能力去参选这些竞投，现时正式注册后，更没有这个可能花这样大的费用去参加竞投了。而我搞乐助会之前也曾是一位商人，所以试着用商业的角度去分析这类基金会的行为原因。洪波同志敢大声说出真话，作为同类同行者，我也应敢说出我的个人分析。

一、洪波原话：“我们在申请项目的过程中，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北京参加评审现场，当时基金会在他的网页上告诉我们，他有7个非常著名的专家，很多草根组织申请这个项目时也是慕名而去，希望得到专家的点评，但是在评审的现场发现七个人变成五个人，五个人三个人和图片不一样，两个人是专家，我们的伙伴说，我们借着钱来北京的，而专家却只有两个。我们格桑华获得资助，但是在旁边还有千千万万的姐妹比我们更艰难，甚至没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分析：

　　何为基金会，即是由单人或数人出资一定数额的资金（200万元以上）而成立。现时基金会多为企业出资而成立，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提高其企业的知名度而设立，在商言商，他们的这个隐藏的初衷无可厚非的，做善事总比不做的那些企业为好。既然是企业行为，当然希望他们做慈善越多人知道越好，才能达到提升企业知名度的作用。所以，他们必须搞竞投，并且要在北京这个全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去搞竞投。

　　竞投活动要成功，当然需要考虑二个因素：1、有否机构前来参加竞投；2、竞投结果是否有公信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请著名的专家，专家一多，社会影响力就大，这二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无可否认，在今天的中国，专家的影响力比官员大得多，尤其是民间慈善，请官员来反而会带来麻烦；也无可否认的是，现时我们很多草根组织也特别喜欢跟着专家的屁股走，所以造成有“千千万万的姐妹”去参加各类慈善竞投的盛况。对专家的看法，我在《乐助会的慈善募捐之路是走对了》中已有小小观点，这里不作评述了。

　　对于请专家既不难也难，花钱不就行了？但偏偏从事慈善研究方面的专家不能用钱就能解决的，底线与良知同在，所以请慈善类的专家不能简单用钱就能解决的。但既然能在北京搞竞投的大基金会，当然有脸子不花钱也能请到一、二位专家的，所以这就可以解析到为何原定7个专家而实际到来只有二个专家的原因。

　　至于洪波所说“还有千千万万的姐妹比我们更艰难，甚至没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舞台是基金会摆的，要“发出声音”当然只能是由基金会自己来发，绝不是给我们这些草根组织来发声音的，阅者看完我在下面对其它问题的分析，相信你更明白到这一点了。

二、洪波原话：“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钱的机构想申请基金会的资助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你中标了，你得有钱，得垫钱，在漫长的评审到项目结束，等到基金会满意之后才会把钱转到你的帐上，所以你必须要有家底，如果你没有流动资金，即使申请到这个项目还要借钱就造成了一些机构就不再申请项目，本来以为申请下来很高兴，后来发现执行中很困难，因为我们欠了供货商的钱，供货商不断的打电话催促钱，基金会也很忙，他们也要寻找评审团，专家不够用，有的基金会开放100多个项目，工作量多大，我们呼吁能不能建立起公众参与评语的体系，而不是用唯一的方法。”

我的分析：

　　首先我要说，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时，我是惊讶得张口结舌。

　　这种现象在建筑行业太常见，这叫“带资接工程”。这种方式在二十年前很常见，但现时几乎是不论大小建筑单位不敢接这种“带资项目”了，原因是绝大多数都收不到钱，或者收到钱时自己都已破产了。但我绝对想不到在慈善行业竟然出现“带资项目”，而更惊讶的是还有慈善组织敢去接这种项目。我们做慈善是为了帮助他人，不是为了自己糊口，筹到多少钱就捐多少钱，哪有借钱去捐款的？筹款在若干程度有如僧人，你有否见过僧人讨饭时，先借出种子给农民种田，或是借出资金给施主赚钱，然后等农民收成后再讨到米饭，等施主赚了钱后再施舍呢？

　　试想一下，如果你们垫资捐给受助对象，马一基金会方面说你们的项目做得不好不给钱了，那时你们能向受助方取回所捐赠的物资吗？就算收回来物资，你又能向生产厂家退货吗？所以我说，做慈善做到这个程度，慈善事业变成了全社会最高危的行业了，如果这样去做慈善，除非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带有目的之外，象洪波等这些极受尊敬的志愿者们，那极可能是不知不觉中走向极端。去年，广东某个有小小影响力的民间助学团队想迅速扩容，就采取志愿者垫资去捐助学生，然后再将受助对象作为宣传资本去筹款，筹款回来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结果，被政府取缔了这种行为。

　　其次，根据乐助会注册后所了解民政方面的管理条例，不论是任何类别的慈善组织，钱一但入了机构的帐上只能是作为捐款，不可能退款给原捐助人（或单位）的。如果通过向欠供货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来是违反了民政的捐赠管理制度，二来是拿自己组织的社会信誉来赌博，慈善机构如果失了社会公信力，还有继续生存的机会吗？

　　所以在此，我要强烈呼唤所有草根组织，你们绝对不能去接任何垫资的项目。基金会不是政府，他们也极可能有转不过弯而跑路的（再看完我下述的分析你会相信这一点），否则，你们的组织一但无法支付货款被供货商告上法庭，那你们的组织就基本上可能结业了。

　　再三，我们来分析一下基金会为何要实施项目的民间组织来垫资的原因所在：

1、工程项目有总承包商、分包商等，项目完成，如果总承包商向甲方拿不到钱，自然就没有钱给分包商了。照这样分析，这个基金会极有可能不是甲方而是总承包商，他们虽然成立基金会时有一定的基数捐款，但为了做大做强，有相当的捐款应该是向社会爱心企业募捐回来的。他们拿到草根组织的项目实施情况后，再向真正的捐款单位交功课等审核。审核通过拿到钱了，就将钱汇给草根组织；如果审核不通过，结果不言而喻了。

2、“基金会也很忙，他们也要寻找评审团，专家不够用”：真正的评审团是幕后的捐款单位而不是专家。“专家不够用”？试问有几多个专家真正象我们一样直接在一线上实施捐赠项目的，全国这样大，他们知道各个贫困县的实质情况吗？在广东做一张双人木书桌是160元，他们知道在甘肃那一个县做一张同样的书桌要250元吗？他们又知道那个县可以做木书桌，那个县不可能用夹板做桌面吗？只有格桑花与乐助会等草根组织内的一线志愿者，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是真正的专家。

3、“基金会开放100多个项目”：就这一点更说明基金会是一个总承包商，你说盖茨基金会开放100多个项目我敢相信它是真正的捐款单位。谁是真正的施主谁就是评审团，除非是政府的捐款可以建立公众的评审体系，因为政府的钱是人民的，而商业单位做施主，根据不可能将企业的权力交给人民大众的。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到这类基金会必须要求实施项目的草根组织来垫资，一来否则项目无法开展，二来将风险转移到草根组织，三来可以控制开支坐收其成。

（请休息片刻，分析接下）

金星

（接上1）

三、洪波原话：“讲到工作经费问题，我们中标之后，基金会收取的是10%的工作经费，这个蛋糕怎么分，他们给了2%，在西部，在辽阔的西部用2%的工作经费把项目执行完，我们真的是贴钱干活，当年我推动这个组织只要能够申请基金都一定争取，哪怕是贴钱，但是我们发现不能持续的发展下去，我们是在艰难的情况下把艰难做完，但是一次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即使损害这个组织未来长远的发展，有一些项目只有请临时工，不敢请专职的人员，因为人力成本放在这，谁到西部做长期的奉献？在这里我想讲：基金会要考虑到我们是为了同样的目标，我们都是共同推动中国改变的力量，我们不是总包和分包的关系，我们也不是贵族和廉价力的供应商。”

我的分析：

　　“我们不是总包和分包的关系”：哈哈，洪波同志终于也明白到这一点了，只是内心上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吧。而从8:2分工作经费中，这类基金会已不再是“极可能”、而直接说明是“总承包商”了。既然他们是总承包商了，那我们这些直接在工地上干活的算个分包商已是够高级别的了，不给你一个“农民工”的身份已是抬举我们了。

　　对于8:2分成经费的质疑，周总理讲过：“弱国无外交！”，算接这些项目的草根组织多如牛毛，根本没有与基金会谈判的余地。有2%的经费给你算很不错了，如果基金会不给一分钱经费的项目格桑花不接，那我乐助会来接（还十分感恩基金会呢），乐助会号称“不从捐款中提取一分钱”不是伟大而是无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与对方商讨的法码。并且，基金会要筹款同样需要经费，他们也要养专职人员，他们与大老板接洽花费比我们大，他们做大哥的排场当然不能与我们这些做小弟的同等，他们开小车我们应该坐公车，人家基金会参加深圳慈展会的铺位装修了费就是我们的十几倍，而我们的摊位只靠深圳民政局的500元捐赠就够了；我知道有的基金会工作人员出差能住五星级宾馆，而乐助会的社工出差住宿报销常是50元，所以8:2分成经费不存在合理不合理之说。

　　“但是一次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即使损害这个组织未来长远的发展”：广东有名俗言：“鸡死鸡来替。”近年来草根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与裂变，来找基金会求款的车如轮转，还怕一部分草根组织死亡？在如今的金融风暴的经济环境下，基金会与草根组织的地位差别在十年内的是不会改变的。我敢说：今天我与你在批评这类基金会，日后他们绝对不会再来找我们的，只是我通过前年的经历早就清醒了，还望更多的草根组织醒来。

　　“基金会要考虑到我们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草根组织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这个我相信，但有些基金会的目标是什么只有他们清楚，还是那一句“在商言商”，我理解他们，他们没有错，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做慈善都有同一个理念的。

　　“我们也不是贵族和廉价力的供应商”：不论总承包与分包商去投标，当然是同一质量造价越低越能中标。所以我们草根组织必须承认与面对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现实，而志愿者无偿奉献更是连“廉价”二字也谈不上。我们不谈价关键的原因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同胞兄弟、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良知而为，为了这类基金会而为，所以我建议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与他们谈价。

（下续2）

金星

（接上2）

四、洪波原话：“我们申请了一个项目10万块，是一个采购项目，基金会要求我们分三次采购三次拨款，我们从西宁采购到玉树一次2千多公里，三次6千多公里完成，浪费的运费不是社会资源吗？基金会的钱不是社会的钱？”

我的分析：

　　“分期拨款”：了解一下工程拨款的方式，你就会明白分多次拨款的原因了，哪一项目不是按工程进度去拨款的？作为总承包商的基金会，他们收到最早期的工程启动金却一点都不给分包商是有点卑鄙，但分期付款是绝对合理，因此不应该指责他们浪费社会资源。

　　“基金会的钱不是社会的钱？”对，基金会的钱是捐赠企业的钱，在未真正进入基金会前，准确说在未进入作为实施单位的草根组织帐户前，都不算是社会大众的钱。君不见媒体有多少次报道有的企业承诺了捐款，但后来却没有捐出。作为资金募捐方的基金会，要讨好的对象是捐赠单位，绝不是项目实施方的草根组织。而面对受助方的捐赠承诺是草根组织而不是基金会，所以他们没有失信的受助对象的压力，所以他们宁愿分包给草根组织，绝不会自己直接去实施项目，这就是这类基金会的行为原因！

五、洪波原话：“虽然他们的报告呈现非常完美和漂亮，但是在报告中没有出现过合作伙伴和执行机构，我们广大的草根组织都在哪里？在一线做执行的机构，他们都没有名字吗？”

我的分析：

　　如果大家已同意了“总承包”与“分包”的关系，一定会对这个问题觉得可笑的。有哪一个总承包商会告诉甲方工程是转包给别人的？不然甲方将项目直接交给分包商了，哪总承包商吃西北风吗？总承包商一定会对甲方说：“这些单位（指分包商）是自己的分公司，我们没有分包，我们是直接管理工程的现场，我们的监督工作很到位的。”

　　所以，这类基金会确实需要8成的经费，漂亮与完美的报告不需要高昂的费用吗？所以，在这类基金会的报告中，又如何会有执行机构的草根组织的名字呢？如果你向承包商提出这个要求，他们一定会说：“你说梦话吧？你想要了我的命吗？”同行同类们，该醒醒了。想看看真正的基金会吗？看看与乐助会合作的哪些基金会吧，每一张书桌、每一个图书室、每一次现场捐赠仪式上，都并列着“乐助会”三字。

　　如何对待这类报告书中没有合作伙伴的这类基金会，在这里我也要讲一个故事......

　　在2007年乐助会与南方农村报合作共同开展“小草助学计划”，通过南农介绍与深圳一间农业类的上市公司合作在乐昌开展捐助大学生项目。在合作前　我们谈好了以三方的名义去开展这个项目，这个上市公司不信任乐助会一直捐助的高中学生，提出要重新逐一访查。没有问题，真金不敢洪炉火，我们带着对方逐一重新访查每一个准备资助的准大学生们。访查中已不断出现矛盾，这都没有关系，但到最后在乐昌举办捐助仪式时，这个上市公司自己准备的横幅上，竟然只有他们公司的名字。仪式当然照常举行，志愿者回来后告诉我这一情况，我将问题给南农说了，我们共同的意见是：不再合作。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总对南农解析道：“我们公司现时还未到乐助会的思想境界，我们公司要发展。”我礼貌一笑道：“哪由他们自己继续发展吧。”之后他们通过这次合作所取得的受助地区的关系独立搞了一年后，好象就没有搞下去了。我也懒得再去了解这个公司的情况了。

　　这就是某些商业单位搞慈善的真正原因！

六：我的结言：

　　因此，草根组织如果想摆脱依附他人的这一困境，如果希望自己能永久的生存下去，就必须摆脱长期依靠基金会拨款的局面，必须学会自己能直接筹款的方法（起码也具有筹集经费的能力），或是掌握与基金会平等合作的方式，否则，想在任何更高级别的公众论坛中通过批评、呼吁、吐苦、流泪等方式来达到这类“基金会有改变的动力”，那是徒劳的，因为你们不了解基金会的运作方式，不了解他们的难言之隐，不了解他们的发展目标，不了解他们股东的思维。

　　许多人常说：“我还未到做慈善的能力。”确实，做慈善者必须具有相当的能力，这能力分二个方面：

1、经济能力；
2、心理能力。

　　对于第一点不用解析了，大家都明白。对于第二点，看看社会上那些已做善事的普通打工阶层，最有说服力的应是纹川地震时那跛脚的乞丐捐出100元而轰动全国的事例，说明做慈善与“经济能力”无关，“心理能力”是决定的因素。常言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就是说：没钱的人也一样可以做慈善。

　　我们许多大小老板们具有经济能力却欠缺心理能力，就连上述的上市公司都坦言欠缺这份能力，那么依靠“总承包”来扩展自己的这类基金会，又何难理解他们的苦处呢。

　　常言道：理解万岁！基金会，我理解你们，如若你需要乐助会，请来找我们，但我个人，绝不会再主动找那些大型的基金会！如果有一天乐助会能成为“总承包”，绝不会委屈“分包商”。洪波说得对：“因为我们都是改变中国的力量，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完）